1982年惊蛰过后，西北风依旧裹挟着料峭寒意，掠过清城的每一寸土地。这一年看似平常，却又注定不平凡。清远县政府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全新的生机与变革。
原本的农村生产大队将土地划分为集体经营用地和分田到户的承包地，。农民们只需按照合同上缴一小部分收入给国家和集体，其余皆归自己所有。这项政策彻底打破了农村以往的“大锅饭”制度，农民们的脸上不再麻木无奈，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肯辛苦劳作，日子就会越过越好。
大蒲洼乡位于清远县的低洼地区，人口不足三万，但人均土地较为可观。以四高台为例，四个村子组成一个生产大队，每个村子是一个小队。李台作为一队，被一条小路隔在村北，仅有二百多人，却拥有最多的土地。实行联产承包制后，人均分得二十亩土地，其中四亩多是可耕地，十多亩苇田由集体统一管理。
从西到东的韩台、张台、郭台分别是二、三、四小队，位于小路的南侧。韩台地势较高，人均分得十五亩土地，其中三亩多是可耕地；张台人均十三亩，两亩多可耕地；郭台土地最少，人均仅十亩，不到一亩可耕地，其余皆为苇田。由于可耕地少，郭台村民比较穷苦，他们衣着破旧，为了生计，每日奔波忙碌。
过去，李台冬季割苇子时习惯从郭台找些帮工，只需管几顿饱饭。在土改时期，李台的村民多被定为地主和富农，而郭台则是清一色的贫农。如今分田到户，李台再请帮手，只管饭已行不通，干一天活就得给一天工钱。
芦苇一般在秋收后开始枯萎，冬季才能收割。若雨水不大，十一月入冬即可收割；若分洪或雨水多，需等到十二月上冻后，冰面能禁住人时才能收割。
四高台的苇田广袤无垠，一眼望去看不到尽头。冬季到来，雪白的芦花随风摇曳，成群的鸟类栖息于此，它们或在空中盘旋，或在苇丛中穿梭，叽叽喳喳的叫声此起彼伏。风拂过芦叶，发出沙沙的响声，与鸟的叫声交织在一起，为这片寂静的大地增添无限生机。
生产队时期，收割芦苇的场面可谓热火朝天，身着各色衣物的人们站成一排，喊着号子，齐头并进。男人们干劲十足，挥舞着镰刀，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女人们也不甘示弱，动作麻利地收割着芦苇，偶尔抬起头，用手擦去额头的汗水，露出欣喜的笑容。孩子们则在苇田边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为这片忙碌的场景增添了一份灵动。
分田到户后，割芦苇前一天晚上，每家出一名代表去生产队集合，各小队长组织抓阄，全凭运气决定第二天的苇田分配。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各户全家出动，带着中午的干粮，聚集在苇田边。小队长在苇田一头做好标记，按抓阄顺序和家庭人口丈量土地，划分完成后，人们便开始劳作。
割苇子是个辛苦活，面对一眼望不到头的苇田，全家男女老少齐上阵。男人戴着帽子，女人扎着头巾，挥舞着雪亮的大镰刀，齐头并进。镰刀大多是铁匠打制的，刀背宽厚，收割时先拢一抱芦苇，用一只手臂紧紧箍住，几刀下去，芦苇整齐倒下，然后继续向前推进，割完的芦苇被整齐地码放在土地或冰面上，然后用平板车往家拉，没平板车的只能靠人背。
男人们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但手下的动作一直不停；女人们虽体力稍逊，但速度不慢；孩子们则在不远处帮忙，先将一小把短苇子拧成麻花，再把割完的苇子捆起来。他们一边捆着苇子，一边嬉笑打闹，纯真的笑容洋溢在脸上，似乎忘记了劳动的辛苦，尽情享受着这简单而快乐的时光。
割苇子一般用镰刀，但每户通常还会准备一把大推刀。推刀刀片长80厘米，宽10厘米，呈月牙形，两侧有立孔，安上木棒和横撑，形成类似“开”字形的结构。旱地上的苇子用镰刀割，冰面上的则用推刀。若赶上分洪或雨水多的年份，冰面上用推刀割苇子能省不少力气。人们踩着冰面，推着大推刀，直到推不动时，将推刀一歪，一大抱芦苇便整齐地放倒在冰面。芦苇韧性十足，割一天就要磨一次镰刀或推刀。壮劳力用推刀每天能割五六亩，用镰刀最多割两亩。
实行承包制后，农民仍习惯把苇子堆放在各小队的大场上，守在村边的住户会把苇子运回家，但苇子垛一般离房较远，百姓们的防火意识还是很强的。此时，村边和生产队大场上，一垛垛苇子矗立而起，那是人们辛勤劳作的成果。
在收割芦苇的日子里，乡亲们整日在田里忙碌，渴了就从自带的暖壶里倒杯水喝，饿了就用芦苇或杂草生一堆火，烤热从家里带来的玉米饽饽。像韩春生这些爱捕鱼的庄稼汉，都习惯带着冰钻和抄网。休息时，他在冰面上钻个眼，砸个大窟窿，等冰下的鱼儿浮到水面换气时，用抄网一通打捞。当网里的鱼被倒在冰面上，大小不一的鱼儿翻腾着、跳跃着，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此时，孩子们会一拥而上抓住这些鱼儿，乃英带着清芬用镰刀把鱼简单收拾一下，再用树枝从鱼嘴穿入，架在火上烘烤。不一会儿，焦香肥嫩的烤鱼就可以吃了，这是打芦苇最开心放松的时候。
割完芦苇只算完成了一半任务，因为芦苇里混着各种杂草，还要挑出不成材的苇子和杂草，大蒲洼人管这叫“淘苇子”。每年寒冬腊月，村庄四周、大场上到处可见人们淘苇子的场景。不成材的苇子与杂草被挑出来，单独堆放当柴烧。淘苇子说起来容易，干起来却麻烦。若赶上雨水足、杂草少的年份，苇子长得高大粗壮，淘苇子就省事，还能卖个好价钱；若赶上不好的年头，淘苇子耗时长不说，还卖不了好价钱。
卖芦苇的收入对当地农民来说那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从八十年代初每斤八分，到后来的一毛、一毛二、一毛五，甚至在好年月，成材好的能卖到每斤两角钱。
农历十一二月，很多外地人会赶着大马车，车上拉着大杆秤和木棒、绳子来大蒲洼收苇子。收购价格要看苇子的成色后协商，所以价格总是浮动的。一般到春节前，各家各户的苇子就卖光了，人们开始置办年货，好赌之人也开始聚在一起玩牌耍钱了。
芦苇的用途十分广泛：一是用于建筑业，如盖房扎靶子；二是制成苇薄或苇帘，有的挂在门窗上当帘子，有的被砖瓦厂用来盖砖坯子；三是织成苇席铺炕。到了九十年代，大蒲洼有了造纸厂，很多芦苇被用于造纸。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用芦苇造纸因成本太高且破坏环境，便不再使用了，大蒲洼的造纸厂也被关闭；此外，盖房不再用芦苇，砖瓦厂也用得很少。一夜之间，苇子仿佛失去了经济价值，再也看不到外地人赶着马车、开着拖拉机收购苇子的热闹场景了。
实行承包制后，李台每人每年能分得几百元苇子钱，而郭台每人只有几十元，巨大的收入落差让郭台的一些人心里失衡。于是，北风呼啸的隆冬深夜，在四高台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几条黑影趁着夜色，带着镰刀和长绳，跨过那条无名小路，摸到李台的大场上。他们紧张地四处张望，然后把绳子铺在地上，将苇子捆整齐地码到绳子上，码到一人多高时收绳、系紧，然后躺在绑好的苇子捆上，双臂插进勒紧的绳子里，顺势往后一仰，身体再往前一趴，借助惯性将二百多斤的苇子背起来，迅速离去。有些力气大的一次甚至能背三四百斤。都说贼劲最大，这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行为，确实会激发出人的最大潜能。
李台丢苇子已不是新鲜事，为防患于未然，李台组织了联防队，每户出一名男劳力分班巡逻。每年从苇子割下来到卖出去这段时间，联防队四人一班，两人一组，整夜巡逻，既防盗又防火。后来，四个台都出现了丢苇子的现象，于是各台都组织了联防小队，偷盗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
提及丢苇子，就不得不说偷柴禾的事了。大蒲洼苇田多，可耕地少，粮食产量低，可用于烧火做饭的秸秆更少。高粱杆可以卖钱，没人舍得烧；地里的棒子杆、黑豆秧都要晒干收好用来烧火做饭。回想生产队时期，地里割剩下的高粱茬、玉米茬、黑豆根都要收拾集中，按人头分给各户用来烧火做饭。柴禾不够用，人们就到地里去拾，野地里的杂草、甚至草根都被拾得精光。
一夜北风吹过隆冬的大地，第二天清晨，很多村民就早早起来，拿着耙子和背筐，游走在田野里，去搂那些被风吹散的柴禾。谁搂到了谁就有了燃料，就能吃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趁着夜色去别人家的柴禾垛偷一些。在这个年月，偷抢无非是为了生存，若是能吃饱穿暖，谁也不愿做小偷小摸的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贫富差距也进一步加大。苇子和柴禾已无人偷窃，有人会在夜深人静时翻墙入户，偷走别人新买的种子和化肥。最荒唐的是，窃贼和失主往往是认识甚至熟悉的。这种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欲望，在没有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下，真的会让人铤而走险，乃至以身试法。
大蒲洼乡地势低洼，是国家的分洪区。生产队时期，百姓盼着分洪，一到分洪，各家各户按人口分救济粮，分得的粮食比地里打下来的还要多，不用劳作就能吃饱饭，所以都盼着分洪。实行承包制后，分洪的年头少了，农民只得开始筹划在可耕地上种点什么。以前大多种高粱、黑豆，现在开始尝试种玉米、小麦、水稻等作物，但由于管理经验不足，产量都不高。好在有苇田的收入补贴，日子比生产队时好很多，但粮食产量低、不够吃仍是主要问题。
每年秋后，大蒲洼会来很多外地人，他们赶着马车，载着一筐筐红皮白瓤的山芋。人们看到换山芋的来了，就从家里背出一袋袋粮食，一斤玉米能换四斤山芋，小麦能换七八斤。换来的山芋顿顿吃，也算能填饱肚子。
韩台、张台、郭台在无名小路南侧，地势相对较高，大部分土质是黑焦土，庄稼产量不高。只有韩台西侧有一块叫“牛地”的沙质土地，这几百亩土地种什么长什么，收成也好，却被坟地占据了不少。韩台老人都说这块高地风水极佳，所以习惯将已故亲人葬在这里。
相传在明清时期，每夜子时都会有一头小牛从这片田里走到溪边饮水，清脆的牛铃声响遍原野。这块地涌出的泉水甘甜可口，各种作物的长势和收成都比周边土地好很多。据说那时有两个南方人路过此地，从村民口中听到了这个故事，便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用绳索套住了小牛，把它牵走了。从此，四高台只留下“牛地”的传说，再也听不到那响彻原野的牛铃声了。
实行承包制后，韩台村民对这块神奇的土地进行了充分开发。他们把中间最好的部分整平，按人口分田到户，作为各家的自留菜地，并规定菜地里不许起新坟。稍差一些的划分给各户作自留田，每家分得一亩多，用来种庄稼。每到春天，韩台人就在“牛地”种上玉米、春麦、各种豆类等作物，伏天种菜时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煮玉米、煮蚕豆，再种上白菜、萝卜、芥菜、雪里蕻，这样冬天就有了足够的蔬菜储备。这块地长出的蔬菜根茎肥硕，味美甘甜，让其他三个台的村民羡慕不已。
郭台地处无名小路东南侧，人均耕地面积少，而且地势低洼，土质差，产粮少得可怜，也因此几十户人家没有一个成分高的。前些年兴办合作社时，郭台的当家人郭永合想把四个台的土地统一经营管理，但遭到李台和韩台村民的强烈反对。因为李台土地最多，韩台有“牛地”这块风水宝地。
在将近三个月的激烈交锋中，李台和韩台的代表极力反对，张台默不作声。郭台的部分村民手持锄头和钢叉围住生产队，企图给两个台的代表施压。韩台和李台的村民得知后，也手持“武器”赶到生产队对峙。在这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公社派来工作组协调此事。即使如此，韩台和张台也没有丝毫让步，最终大蒲洼公社只得做出“合村不合地”的决定。
谁都明白，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剥夺一分土地就会让农民失去一分的保障。四个台从那时起组成了一个生产大队，各台出一个人进生产队的领导班子，大队书记是郭永合担任，村长是张金贵，治保主任是韩春发，李宝光任村委委员。
生产大队办公场所选在张台北边那座古老的小庙。这座小庙始建于明末清初，至今屹立不倒。四个村的社员出大队工，拆了庙宇，从庙北盐碱滩拉土整平，脱坯盖了六间房，圈了一个大院子，足够容纳几百人开会。谁家若有个红白事，都习惯在院里搭棚办事。到了1978年，乡里分给四高台大队一台黑白电视机，就安放在大队院里西北角的柜子里，成了村民们闲暇时光的娱乐焦点。
郭永合自从担任了大队书记后，他总是一副严肃刻板的样子，说话声音洪亮，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强硬和威严，仿佛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绝对正确的。他对李台和韩台有很明显的打压态势，三句话不离“成分论”、“地富反坏右”这些词就像口头禅一样，时常挂在嘴边。
成分问题带来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局限于一代人，更像一张无形的大网，笼罩着整个村庄，牵扯着每一个家庭。娃娃们入党、参军、考大学、提干政审等都会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年来，四高台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无一例外都是贫农出身，全部从郭台和张台选送，完全无视李台和韩台那些品学兼优、同样渴望得到机会的年轻人。这让李台和韩台的村民们感到无比的委屈和愤怒，然而在郭永合的强势压制下，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将这份不满深深地埋在心底，默默忍受这不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