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蒲洼这个地方，西北风从入冬就开始呼啸起来，要断断续续地刮到来年春末。等到割完苇田，一年的农活才算忙完。这时候，生产队的牲畜都闲了下来，各队的队长便开始张罗着拉脚了。
拉脚，说白了就是用马车载客或者运货，在北方农村，主要是用骡马车运输生产资料和生活物资。四高台生产队常常把一车车淘好的苇子卖到别的乡镇或省市，再拉回红砖青瓦和沙石料，有时也会给一些工厂、供销社运送货物。拉脚的运费都是当场结清，没人会担心车把式卷钱跑路或监守自盗，毕竟那时候的人，思想单纯，诚实守信。
韩台生产队有七头牲畜，一头牛、两只驴子和四匹马。驴子平日里拉拉车、耕耕地还行，可要是外出拉脚，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那头牛虽说算是队里的主要劳动力，可拉车的速度比马跑得慢。这么一来，四匹马自然就成了拉脚的主力军。
拉脚是给队里挣钱的活儿，各小队长都特别重视这项副业。前几年，韩春发下了血本，焊制了四辆崭新的马车。车架是锃亮的镀锌管和螺纹钢，车帮和底盘用的是马口铁，轮胎则是宽大的铁瓦圈配上橡胶轮。这四辆车走在街面上，那叫一个气派，让韩台在其他三个小队面前扬眉吐气。
拉车的四匹马各有特点。那匹老黄马，性情温顺得像个老好人，春发让儿子德启来赶；黑马个头高大，模样看着挺唬人，其实它乖巧听话，加上力气不足，春发安排侄子德顺驾驭；小青马的毛色很特别，淡蓝色中镶嵌着许多黑色斑点，它个头虽小，但劲头十足，拉车拉犁都不在话下，韩德福一直使唤它；还有一匹枣红马，性子暴躁、不好驯服，可脚力却最好，只在春生手里还算听点话，别人都不敢轻易靠近，所以这几年一直是春生照料它。
那年，韩春生得了两个大儿子，秋后便没外出拉脚，结果二哥替他去的时候出了意外。韩春发套车时被马踢了裆，当场就疼晕了过去，在公社卫生院住了十几天才出院。社员们私下议论，这队长莫不是被踢废了。反正从那以后，谁都没见过他使唤这匹马。春发心里窝火，和枣红马较上了劲儿，想找个机会宰了它。可春生舍不得，他说畜生不懂事，人不能跟它置气。
七九年往后的三年冬天，清洋和清泽慢慢长大，乃英能独自照顾两个孩子，春生便继续给队里拉脚了。那时候，车把式一次外出，少则一周，多则半月，身上都带着货款和运费。因为周边有些地方治安不好，车夫们常常结伴同行，晚上住在大车店。所谓大车店，就是能住人、能歇马的旅店，吃喝用的东西都有。不过，车夫们还是习惯吃自带的干粮，给牲畜喂自备的草料。
生产队每天给车把式补助一块钱的伙食费，可别小瞧这一块钱，在这个年代，能买不少好饭菜呢。不过，大车店的好菜，也就是油渣熬白菜、肉毛炒咸菜之类的，好饭也多是高粱、玉米饽饽，或者籼米饭。车夫们一般让火房热一下自己的干粮，再让厨子打个辣酱、熬个白菜。要是赶上大雪封路，就得在店里住上几天，那可真是枯燥无聊。这时候，车夫们白天照料牲畜，闲下来就凑在一起玩长条牌，赌个三五元，吃饱三顿饭，便是倒头大睡了。
1980年的腊月，北风在华北平原上肆虐地横冲直撞，到处都是天寒地冻的景象。四高台的苇田大丰收，生产队的活儿一直忙到年底。春生带着三个侄子往冀州送最后一趟苇子，回家就该过年了。四辆大车拉着两人多高、方方正正的苇子垛，几个把式坐在车上，一路走一路吆喝，兴致来了就唱上几句，那叫一个自在惬意。
腊月二十九的下午，送完了苇子，几辆马车拉着红砖，德顺打头，春生押后，从齐河县往家赶。走到齐河与清城搭界，放眼望去，是大片贫瘠的土地，田里碱蒿丛生，甚是荒凉。
在一条仅容一辆马车通过的路上，迎面来了一辆自行车，是那种28加重的“大铁驴”。骑车的是个壮硕的妇女，她驮着一捆青树枝，晃晃悠悠地冲了过来。因为路窄，车夫们只得勒住了缰绳。当“铁驴”来到春生车前，马儿冷不丁被树枝一刮，突然暴啸抬蹄，吓得妇女一个趔趄。春生使出浑身力气拉缰绳，可马车还是往前一窜，不偏不倚，正压在自行车前轮上。“砰”的一声，车胎爆了，瓦圈也变了形。
四人见状，急忙跳下车，快步走到妇女身边，把她扶了起来，询问有没有受伤。妇女拍了拍身上的土，眼睛盯着自行车，缓了好一会儿，才抬手指着面前说道：“你们把我拉回那村子，到生产队把车给我修了！”
“行，只要您人没事就行，我们倒一下砖，把车给您抬上来。”四人顺着妇女指的方向望过去，隐约看到一个村庄的影子。一番商量后，他们把春生车上的砖倒出一半，分装到其余三辆车上，然后把“大铁驴”和青树枝搬上了车。春生调转车头，狠狠抽了一下闯祸的枣红马，载着妇女朝村子赶去，德福三人则继续向清城前行。
马车拐上一条蜿蜒的小路，慢慢找到了这个村子。村里大概有百十户人家，生产队就在村口，门旁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碱土窑生产队。刚进大院，妇女就扯着嗓子叫嚷：“老吴头，在里头吗？”
“他大嫂子，咋滴啦？”一位满脸褶子的老汉，搓着又黑又糙的双手，从屋里迎了出来。
“嗨！半路让马车碰了，轱辘给压扁了。”妇女满脸晦气地说。
“这大过年的，你人没事吧？”老汉关切地问。
“人没事，就是吓了一跳，咱也别为难人家，把车修好就得了。”妇女摆了摆手。
“行嘞！”老汉看了看这辆“铁驴”，转身从门房拿出一个新瓦圈、一把车条和一条新内胎，开始动手修车。
春生站在一旁，没说什么，卷了一袋旱烟，递了过去。老汉没接，只回了一句“先不抽！”便埋头干活。
这个老吴头干活十分麻利，他熟练地卸下车轮，拆下轴承和钢珠，用黄油仔细封好，然后就开始编条。个把小时后，车条编好了，车胎也被敲打着充足了气，新轮子稳稳地装了回去。
“吴师傅，您干活真麻利！算算多少钱？”春生又递上一根新卷的旱烟，笑着说道。
老汉接过旱烟，指了指地上的旧零件，问道：“这些、你还要吗？”
“不要了，都给您老了！”春生豪爽地回答。
“那行，给三十五块钱吧！”老汉吐出一口烟，不紧不慢地说。
“好嘞！”春生答应得干脆，伸手便从棉猴外兜掏钱，可摸了半天，发现只有二十来块。他这才想起，身上还有四百多元的运费与货款，放在里面制服的上兜。于是，他急忙伸手去掏，本想捻出两张“大团结”，可一着急，意外发生了。四十多张大团结和十几张其它票子被他随手一抻，竟像雪花一样飞了出来。
老汉和妇女愣愣地站在原地，眼睛瞪得大大的，完全看傻了。春生心里“咯噔”一下，脸色煞白，赶忙蹲下手忙脚乱地捡地上的票子。他哆哆嗦嗦地数出三十五递给老汉，然后一股脑地把钱塞进棉猴的口袋儿。这时，那二人才缓过神来。
“老吴头，我有事先回去，树枝回来再驮！”妇女急匆匆地跨上车，一溜烟儿地跑了。
老吴头猛吸了一口烟，接过钱，看了看那妇女急匆匆离去的背影，然后神色凝重地对春生说：“年轻人，你赶紧走吧，能赶多快就赶多快，出门在外得加小心啊！”
“吴师傅，谢谢您！”春生感激地说。然后，他拉起缰绳，调转车头，麻利地窜上马车，扬手就是一鞭，大喊了一声“驾！”，马车驶出了生产队，在小路上疾驰起来。
马儿拉着半车砖奋力奔跑，时不时把春生颠得老高。春生坐在车上，心里七上八下，懊悔不已，后悔自己没在外衣兜多装点儿钱。他越想越害怕，心想如果那妇女见财起意，找人来抢，可就麻烦了，老吴头的话，似乎也在暗示这种可能。他暗自思忖，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韩春生心急如焚，可了劲地抽鞭子，马屁股上很快就出现了一道道鞭痕。他又气又恨这匹马，性子太烈、毛毛躁躁的，净给他惹麻烦。可他又实在爱惜这匹马，毕竟它力气大，能干活，拉货跑得快。马儿从没被这样狠狠地鞭策过，似乎也感觉到主人的焦急，于是拼了命地往前跑，虽说拉着半车砖，速度却不比空车慢。
上了大路，春生回头望了望，见没人追来，心里稍微平静了一点，但他丝毫不敢让马车慢下来。又跑了十几分钟，他想让马儿歇一会，下意识地回头一望，顿时脸色大变。只见五辆自行车撵了上来，前面是四个男的，后面赫然是那个妇女，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把镰刀，在阳光的照耀下，刀刃泛着寒光。春生的心跳陡然加快，真的害怕了，他一边使劲地抽马，一边飞速地思考对策。
“我不能让他们截住，大不了和他们拼了！”想到这里，春生咬了咬牙，迅速脱下棉猴，塞到砖缝里，又从随车布袋里找出一根麻绳，系在腰间。接着，他掏出电工刀子，“唰”地一下展开，稳稳地插在麻绳里。自从赶车以来，他就一直带着这把刀子，平日里还把刀刃磨得十分锋利。
“赶车的！给我站住！”后面的人越来越近，手中挥舞着镰刀，嘴里叫骂着，声音在空旷的原野上回荡。
春生充耳不闻，半坐在砖上，一边用力打马，一边磕断几块红砖，并不时警惕地瞄着身后。当前面的自行车靠近马车时，春生瞅准时机，使劲抽了几鞭子，随后把鞭杆插在腰间，半蹲着转过身，双手迅速拿起两块砖，朝着离他最近的人掷去......
第一块砖不偏不倚，打中了车把，自行车猛地歪了一下。这人还没回过神来，第二块砖已经飞到面前。只听“砰”的一声，红砖结结实实地拍在面门上，那人的鼻子和嘴巴顿时开了花，鲜血汩汩地流了出来。
“哥儿几个，抓住他，今非宰了这小子不可！”第一个劫匪被打得暴跳如雷，捂着满是鲜血的脸，破口大骂。仍在追赶的其他几人见状也学乖了，他们一边骑车，一边左躲右闪，躲避着飞来的砖头。一人被打中头部，另一人被打中肩膀，不过他们穿戴很厚，并无大碍，仍穷凶极恶地拼命追赶。
春生一边大声吆喝着牲畜，一边不停地朝劫匪投砖，可几人还是慢慢地接近了马车。有个劫匪瞅准机会，企图窜上车，结果被砖砸到胳膊，疼得他“哎哟”一声。于是，他改变策略，想要超过马车，把马逼停。这时，春生眼疾手快，抽出了腰间的马鞭，朝着那人脸上狠狠抽了过去。
由于经常赶车打马，这条鞭子已经被春生使熟了，又紫又亮的鞭杆便是最好的证明。虽说赶不上马戏团的水平，但这条两米多长的牛皮鞭，此刻成了他最有力的实战武器。“啪！”当鞭梢裹挟着凌厉的劲风抽到那人脸上时，脸皮瞬间裂开，鲜血迸溅而出。
人在生死关头，要么心理崩溃，等待死亡；要么激发出最大潜能，放手一搏。春生的表现无疑是后者。今天的鞭子，可能是春生这辈子抽得最准、最狠的一通。几个劫匪脸上都挂了彩，尤其是那个妇女，被春生一鞭斜抽到左眼和鼻梁骨，惨叫一声，顿时栽倒在路旁，捂着血肉模糊的脸，痛苦地哀嚎。
他们被春生的勇猛吓住了，不敢再追，把车扔到路边，捂着受伤的部位，眼睁睁地望着这个生猛的车把式渐行渐远。有个受伤轻点的，心有不甘，提高嗓门喊了一句：“爷们儿！敢告诉哥几个你哪个堡子的吗？”
春生没有理会，抹了抹额头的汗水，可劲地抽着枣红马。此刻，他的手因为用力过度而微微颤抖，脸上满是疲惫与紧张，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坚毅。
又跑了半个多小时，任凭春生怎么抽打，马儿也是耷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慢吞吞走着。春生也没了刚才的力气，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瘫坐在车上。他穿上棉猴，坐在砖上，颤抖着双手卷了一根烟，点着后猛吸了几口。
信马由缰地又走了一段路程，车子到了一个村口，春生知道这是东堤头乡，已经是清城的地界了。他那颗一直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落了下来，紧绷的神经也随之放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村口有个篱笆围成的大公厕，春生把马车刹在了公厕旁，又给马倒了些草料，拖着疲惫的身躯走了进去。刚刚的生死较量，让他折腾出一身汗，湿透的棉衣此刻贴在身上，让人浑身发冷。憋了许久的一泡尿终于可以释放了，他解开裤子开始小便，突然心口窝一阵剧痛，眼前一黑，便失去了知觉。
在一片昏黄的天地中，春生独自赶着马车，拉车的还是这匹枣红马。高大的马头迎着暗红的夕阳，朝着家的方向缓缓走去。凛冽的北风裹挟着黄沙，迎面扑来，粗大的沙粒打在脸上，半张脸凉凉的、疼疼的，像被小刀割着一样。天渐渐地黑了，他远远看到了自家的三间土房，乃英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带着四个孩子在大门口迎着他，孩子们欢呼雀跃，朝他飞奔而来。春生高兴得扔下鞭子，张开双臂，朝着家人奔去。可就在他快要触碰到孩子的那一刻，天突然变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家人和房子也瞬间消失了。春生心急如焚，使劲地往家跑，可每跑一步，都感觉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薅住了领子，动弹不得，不能前行半步。
“喂！师傅，醒醒、醒醒......”
“你说这人是不是抽风了，摸摸他还有气吗？”
“有气，是活人，喂！醒醒......”
春生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趴在地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炉灰渣，还有一双大棉鞋。他吃力地朝上方看了看，一个男人正拉着他的棉猴帽子。
“嘿！他醒了！”这个人赶快扶起了春生，另一个人也搭了把手。
“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趴厕所里了？”
春生缓了缓神，摸摸自己的右脸，已经破了，应该是摔倒时被地上炉灰渣划破的。他有气无力地说：“刚才尿尿，不知怎的，心口难受，眼前一黑就栽这了。”
“我说你这赶车的，别人赶车都搭个伴，你怎么独来独往呀？”旁边的人关切地问，“你是哪人呀？今天还能到家吗？”
“我是大蒲洼的，趁天亮往回赶，夜里应该能到！”春生有气无力地回答着。
另一人说：“那你回去可得注意，这天都快黑了，我们村没大车店，要不你就在我们大队凑合一宿吧？”
“没事，谢谢两位老哥了，我抓天亮赶紧往回走吧！”春生感激地说。
春生随两人走到外面，额头上的汗珠被冷风这么一吹，不禁打了个寒颤，顿时清醒了许多。马儿已吃光了地上的草料，他放下车闸，和两个老乡道了别，拖着沉重的步伐上了路。
半夜时分，凛冽的寒风如刀子般割着面庞，春生疲惫地赶着马车，缓缓驶入韩台生产队。停稳马车后，春生卸完了半车砖，每一块砖的搬运都像是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接着，他又强撑着去喂马，看着马儿咀嚼草料，他终于放松下来。待一切忙完，到家时已是后半夜了。
德福在晚饭时告诉乃英，说老伯的马车碰了一个妇女、要给人家修车，得晚些回来。于是，乃英做好了饭菜，守在灶台边，每当灶膛凉了她就加把火，将锅里的饭菜熥了一遍又一遍，熬好的辣白菜在反复加热中已经变得软烂。
心里惦记着丈夫，她时而摸摸锅盖是不是凉了、时而走出院子向村口张望。寒冷的冬夜里，乃英把棉袄的领口裹得紧紧地，脸颊被冻得有些泛红，几缕发丝凌乱地贴在脸上，但她始终翘首盼望着丈夫的归来。两个儿子在西屋的炕上熟睡着，稚嫩的脸庞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安静。两个闺女睡在东屋，屋内传出均匀的呼吸声，给这寂静的夜晚增添了几分温暖。
春生刚迈进家门，乃英急忙挑亮了油灯，昏黄的灯光瞬间照亮了屋子。她快步走到堂屋东锅旁，舀出两瓢热水，柔声地对春生说：“快，洗手洗脸，暖和暖和！”这时，她才注意到丈夫的右脸破了，眉头瞬间皱了起来，心疼地问：“这是怎么弄的？”
春生身体一僵，随即故作轻松地说：“下午解手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脸划破了。”他不敢直视乃英的眼睛，没把险些被抢的事说出来，怕她担心。
丈夫洗完脸后，乃英从西锅揭出三个棒子面饽饽，又端出半盆辣白菜，盛了一大碗高粱米稀饭。她的动作娴熟又温柔，每个举动都饱含着对丈夫的关怀。
“乃英，咱家还有酒吗？”春生的声音带着几分疲惫。
“还有半瓶莲湖大曲，你脸上抹点吗？”乃英一边说着，一边看向碗橱。
春生微微摇头：“不抹了，我想喝两口。”
“给你炒俩鸡蛋？”乃英问道。
春生摆了摆手：“别炒了，留给孩子们吃吧！”
“那我给你拿酒去！”说着，乃英从碗橱上层拿出半瓶白酒和一个白瓷碗，轻轻放到里屋炕桌上。
“你再拿个碗，陪我喝点吧！”春生轻声说着。
乃英又拿了个小碗，坐在春生身旁。春生往自己碗里倒了半碗，又给媳妇倒了点，就着半盆烂糊的白菜喝了起来。
“咱家今年能结余多少钱？”春生忽然问道。
“现在有四百多块，过年得花一点，你问这个干吗？”乃英一边回答，一边疑惑地看着春生。
“我是想，咱闺女、儿子将来长大了，这三间土坯房肯定不够住，我想盖几间砖瓦房。”在昏暗的油灯下，春生看着两个熟睡的儿子，轻轻呡了一口酒。
乃英皱着眉头，一脸忧虑地说：“咱手头这点钱可能不够，估计还得攒两年。再说了，咱家旁边是大坑，也没地儿盖，房基地咋办？”
春生放下酒碗：“让二哥帮咱找郭永合说说，村西边土好，我想把咱家搬西头去。”
乃英有些担心地问：“西头好是好，但郭永合能批给咱吗？”
“问问再说吧，钱不够就跟大哥二哥借点......你再来点？”春生说着，给乃英的碗里又倒了点酒。
几口白酒下肚，借着微弱的灯光，两人脸上都泛起了红晕。三个饽饽、半盆菜和两大碗稀饭被春生吃得一干二净，他满足地拍了拍肚子。
华北平原的寒冬腊月，任凭屋外的北风如何肆虐，也吹不进这温暖的农家土坯房。两个火炕把三间屋子烘得暖暖的，夫妻俩躺在被窝里，说着悄悄话。春生轻轻搂着乃英，两人憧憬着未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慢慢地，他们抱在了一起，在这温馨的夜晚，共同编织着美好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