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十六岁的张松，初中毕业。他清楚记得，这年六月初，学校出大红榜，三个班的毕业生，只有五名考上县高中，张松名列第二。
校长专门为考上的同学，召开一个有瓜果糖的欢送会。会上，语重的嘱咐：“同学们，你们考上县高，等于一脚，踏入大学门槛，只要学习不松劲。三年后，如愿拿到大学通知书，你们跟大山拜拜咯！”
校长这句话，让张松兴奋不已。他从校长手里，接到录取通知书。同学们都羡慕他，将来考上大学，走出这个大山旮旯，当一名国家干部。
张松家里姊妹五个，他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弟妹。哥哥姐姐念完小学，便回家务农，唯有他学习刻苦，用土家族的话说，他是个读书的料儿。读完初中，算是村里的土秀才。
他怀揣着那张、值得骄傲的通知书，一路小跑到村里。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村里的青壮男人，越来越少；田间地头，都是散落着，长发飘飘的女人身影，带着一群，叽哩哇啦的年幼孩子，顶着烈日劳作。
他路过村东头，听到坐在大槐树下，纳鞋底的妇女们，唧唧咋咋的翘盼，外出务工的男人们，挣着大把大把的钱，回家过年。
张松感觉，这个世道在发生变化，即便考不上大学，有一技之长的人，不怕挣不到钱。父亲常告诉他：为人不学艺，挑断撮箕系。他看见这些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劳作一辈子，总是贫困潦倒，像表叔杨国忠家，年年吃救济粮。
这天晚上，张松兴致乐乐的把通知书，双手捧给父亲，满以为父母为他高兴一场。哪知，父母扔下通知书，脸色暗沉，没有半点高兴的表情。
父亲张大才，含泪的把他叫到面前说：“松儿啊，家里五个孩子，只有你读书发奋，原准备，供你上县中读书。哪知，你哥哥去年害这场大病，把家里一点积蓄、用光不说，还向亲戚借些钱。如今你们都要读书，我那供得起呢！”
母亲在微弱的灯光下，一边缝补衣服，一边流着泪水说：“松儿啊！你命不好，若投生富裕家庭，指不准考上大学。我们全家，全靠你爹一个肩膀，撑起这个大家呀！如果你们五个孩子都要读书，你爹咋供得起呢？认命吧！”
张大才捡起，扔在地上的入学通知书，用衣袖擦掉灰尘，一把拉住他痛泣道：“松儿！委屈你啦！爹有门技术，却无能让你们读书、过上好日子。”
张松见父母，没能让他念书，自责落泪的悲伤，心里十分难过。分别拉着父母的手说：“娘，你们别难过，我跟爹学木匠活儿，有门技术，说不定以后，比读大学还强呢！”
大山里的农民子弟，想要改变命运，唯一的是勤奋读书，考上大学。张大才知道儿子懂事、体谅父母之难啊！谁不愿意读大学、当国家干部呢？
张大才在村里，算有点名气的人。早年，他入伍工程兵部队，担任木工技术班长，退伍回乡后，任过大队副书记，他靠着一手过硬的、木工技术，艰难的养活一大家人。
张松丢下书本，钻心跟着父亲学艺。他到底念过初中、数学几何、物理知识，不到两年，他可以单独揽活儿，做得木器手艺，一点儿不比父亲差。他心里盘算，若在本地干活儿，也许跟父亲一样，只能养家、糊张口食；想过上好日子，必须走出大山外，到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去务工。
有一天，他跟父亲去县城进材料，一张过时的旧报纸，让他心里，如倒海翻江。报纸上说：沿海改革开放，建设经济特区，需要大量的建设队伍……
这年夏天，邻村传出一个惊人的消息，率先在外打工的杨国忠，原在村里出名的困难户，几乎年年吃救，他跟张松家沾有亲戚关系，父亲叫他表弟。村里开始传他，挣了大钱跟老婆玩失踪；后来又说他，混上个什么大经理。不想回到这个深山老林里，准备在大城市买房子，把妻室儿女接到城里去。消息越传越神奇，成为村民们，在大槐树下，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
时隔不久，失踪三年的杨国忠，突然坐着吉普车回到村里，竟然在村里修建一栋三层楼的洋房，引来村内村外的人，跑来看稀奇。
有一天，张松跟着父亲，在外干完活儿，路过杨国忠家门口，望着这栋充满豪华的洋房，举着拳头对父亲说：“爹，我要到沿海去打工，让您们过上有钱的好日子。”张大才瞧着儿子，这张发奋的脸，悲伤道：“爹，年纪越来越大，往后这个家，恐怕只能靠松儿啦！”
1988年的春节前夕，杨国忠依然坐着小车回到村里，真让村里人，看他高八度；他穿着宽大的黑羊皮夹克，挺括的牛仔裤，脚套高帮黑皮靴，手戴着软软的黑羊皮手套，推着带轮行李箱，面带笑容的下车，跟迎面而来的村里人，热情打着招呼。
大家看着他，像从港澳台回来的人，他脸上弥留的苞谷气息，被特区国际接轨的生活，洗礼的荡然无存了。
除夕之日，七旬高龄的杨老汉，在饭桌上边喝酒、边对对儿女们说：“张家跟咱们沾亲带故，他家老大张大才，当大队副书记那会儿，没少照顾、帮扶我们家困难。做人嘛！不能忘恩负义。如今，国忠在外混得不错，揪个时间，代表咱们杨家，给人家拜个年。”杨国忠当即点头答应。
大年初一，早上飘着雪花，杨国忠提着高级香烟和瓶装老白干，乌发抹上头油，梳得挺亮，一路踏着积雪，神气风光的来张家大门口。鼓足心气高喊：“张大哥，我来给您家拜年啦！”
张大才和妻子，忙乎收拾院儿，散落的鞭炮垃圾，突然见多年没来往的表弟杨国忠，光鲜的登门来拜访，感到脸上沾满光，赶紧丢下扫把，从院儿走出来，笑脸的迎接道：“国忠大兄弟，真是个大稀客呀！如此礼重，老哥领当不起咯！”
张妻在一旁，高兴的奉承道：“难怪今儿一大早，两只喜鹊落树，唧唧渣渣直叫呢！原来有贵客要来呀！”
张大才见杨国忠打工富裕，不忘当年接济感恩之情，心里十分热乎高看，赶紧吩咐老婆做饭。张松在一旁，暗暗的打量着，这位几分传奇色彩的表叔；见他能说会道，举动有礼雅致。
张父拉着儿子衣袖，叫到杨国忠面前说：“松儿，赶快叫你表叔，他是咱们山寨的，大能人哪！”张松规规矩矩的，向杨国忠躬身施礼，一本正经的说：“表叔是我崇拜的明星、奋斗的偶像。”逗得杨国忠啊，哈哈开心大笑，拍着他脑袋说：“到底读过书的小秀才呀！说起话来就不一样咯！”
张妻很快把饭菜做好，端上四方桌上。张大才礼让客人，贵坐上席。杨国忠毫不推辞的，开心入座，像在自个家里一样，爽快的吃肉喝酒，滔滔不绝的讲述，特区打工挣钱的路子。
张松在一旁听得很上心，从表叔的言谈中，感觉他已经不是个、普通的打工仔；而是起码手下，上百名工人的施工头儿，希望跟他出去务工闯荡。
吃饭结束时，杨国忠从衣袋里，掏出五份红包，竟然给每个孩子，崭新的五元压岁钱，这在当时，可谓是天大的红包，相当于父亲在当地，一个礼拜的工钱呢！张松一把拉住，杨国忠的衣袖，希望跟他出去干。
他眯着醉迷的眼睛，躬身瞧着，又矮又瘦、看起来体质很差的张松。摆着手说：“你还是个小孩呀！等几年长高长大了，来跟我去干吧！再说，我那儿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你懂吗？而不是劳力工。”
张松像在课堂，回答老师提问一样，举着手说：“表叔，我今年17哪！跟爹学木匠技术，还会水暖电工呢？”杨国忠转身吃惊的望着他，有点疑心不相信。
张父在一旁说：“松儿这孩子，一个铁疙瘩人，总是长不大哟！别看人小，做起事来很灵光，一点儿不比那些，干了多年的师傅手艺差咧！请你带带我家的小松吧！”
杨国忠见张松，目光坚毅、样儿灵光，说话不俗。便点头同意的说：“特区务工跟内地要求不一样，你爹把你托付给我，条件是要听安排，做事认真；迟到旷工、活儿不到位，都要扣工钱的；如果连续出现差错，按章开除人呢！”
张松毫不谦虚的答道：“这个道理，我都懂咧！表叔能做到的，我就一定能做到；您没做到的，也许我能做到。”
杨国忠握住张松的手说：“好，有志气！我就喜欢听这样的话，不仅是带你打工，还要培养你，比我技术强呢！”张松激动的手舞足蹈，一个晚上没睡觉，
1988年，春节过完，正月初十这天早上，张松告别父母和兄姐弟妹，提着蛇皮袋行李，跟着表叔杨国忠走到村口，表婶一手牵着两个上小学的儿女，一手凄然拉住丈夫的手，泪流满面哭泣道：“他爹啊！一个人在外要注意安全，危险的活儿钱再多，也别去干哟！想我和孩子的时候，就给我们来信、来电话吧！我想你的时候，只能在梦中跟你说话。”
杨国忠含泪的抱着孩子和妻子，如生死离别的走出大山。在镇上，搭着万山牌的中巴车，消失在妻儿难舍的目送中。一路上表叔紧绷着脸，靠在车窗边儿，一句话也没有说。
张松第一次，从大山里出远门，来到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南方大都市，一切显得新鲜好奇的激动。表叔一脸惆怅的告诉他，打工的地方，没在热闹繁华的大都市，离这儿有几百里地呢！还要继续乘车。
张松感觉，表叔像换个人似的，忧伤沉默的表情，布满脸上；回村那种兴高采烈的样儿，却消失得无踪无影。
表叔望着车窗外，闪过的绿色田野，伤感道：“咱们村里人，只看到我们光鲜的、在外打工好挣钱。但没有看到咱们这些人，在外打工的辛苦环境、做苦工的活儿；比他们想象的要危险呢！每年有不少务工者，从高空脚手架上，不慎摔下来；还有挖掘基坑坍塌、埋在里面送命的人，不在少数。你爹把你交给我，责任重大呀！要不是看在、咱们亲戚关系份上，我才不会收你呢，”张松听到表叔这些话，炽热的打工心里，像泼盆冷水一样，凉了半截。
车到了县城车站，张松满以为，便到了工地。表叔拎着行李箱下车，苦笑的告诉他，工地离县城，还有三十公里的土路呢！那儿刚建设，暂时不通公交。
杨国忠拎着行李箱出站，带着张松乘坐、路边私营的三轮柴油车；车厢摆放着两条木椅，乘客只能抓住车厢挡板，沿着连绵崎岖的山道，颠簸两个多小时才到。张松抬手用衣袖，抹着脸上一层，厚厚的黄色尘土，一望无边的建设工地，壮阔的展现在他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