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春风，带着蓬勃的希望与变革的力量，吹拂着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中国如破茧之蝶，挣脱陈旧的束缚，迎来了全新的蜕变。曾经半封闭的社会格局逐渐瓦解，一个充满活力的开放型社会蓬勃兴起；乡村的宁静被城市的繁华所吸引，人们纷纷踏上向城市迈进的征程；计划经济的刻板被市场经济的灵活取代，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然而，正如潮水退去会露出礁石，高速发展背后，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悄然浮现。
社会转型期宛如一场汹涌澎湃的浪潮，动荡与变革是其中不变的旋律。那些潜藏的社会问题，犹如海面下的冰山，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正视，它们都客观存在，并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相互交织。
在清城这片土地上，人们真切地感受到时代变迁的脉搏。曾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模式，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繁荣的商业景象。集市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辆辆满载着粮食、蔬菜的车辆穿梭其中，各类摊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副食调料摊位上，瓶瓶罐罐整齐排列，各种调料的香气交织在一起；米面粮油摊位前，色泽饱满的粮食堆积如山；卖衣服和布料的摊位上，花花绿绿的布料随风飘动，仿佛一幅幅流动的画卷。而在这众多摊位中，女士内衣专卖摊格外引人注目，人们因传统思想的禁锢望而却步，但随着第一个勇敢者的出现，这种局面被彻底打破，购买者如潮水般涌来，这个小小的摊位成为时代变革的一个缩影。
经济的飞速发展，如同一场及时雨，滋润了百姓的生活。钱包渐渐鼓起来的人们，消费欲望也日益高涨。每逢周末，在清城各乡镇的大街小巷，总能听到这样热情的邀约：“走，去清城赶大集去！”那爽朗的声音，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新鲜事物的向往。人们三五成群，结伴而行，奔赴集市，享受购物的乐趣。
物质文化水平的提升，在人们的穿着上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上班的男人们，告别了过去单调的白色衬衫配黑裤黑鞋的穿搭，开始追求个性与时尚。他们穿上了格子或条纹衬衫，搭配擦得锃亮的皮鞋和精致的皮带，整个人精神抖擞。女人们更是走在时尚前沿，喇叭裤和高跟鞋成为标配，五颜六色的裙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在曾经落后的乡村，一些紧跟潮流的女性也勇敢地穿上了裙子，展现出美丽与自信。然而，这一变化也吸引了不少闲散男青年的目光，为日后一系列犯罪问题埋下了隐患。
四高台村的李台，居住着几十户李姓家族子弟。李宝发中等身材，皮肤被岁月和劳作染成了黝黑的颜色，他的媳妇身形微胖，长相并不出众，遇到村里人总是微笑的打招呼。然而，命运似乎和这个善良的女人开了个玩笑，她一连为李宝发生下四个女儿。在这个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村子里，她总能感受到村民们异样的目光，如同一把把利刃，刺痛着她的心。怀第五个孩子时，风言风语更是不绝于耳：“这回五朵金花该凑齐了吧？”宝发每次听到这些话，只能默默叹气。
终于，命运迎来了转机，第五个孩子是个男孩。这个消息让李宝发夫妇欣喜若狂，他们满心欢喜地给儿子取名大栓子，在他心中，这个儿子是全家的希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呵护这个孩子，让他健康成长。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1983年，栓子已年满十八岁，从小被全家捧在手心里，像个小祖宗般供着，已把他惯得无法无天。他身形消瘦，眼神中透着懒散和不羁，对生活似乎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初中尚未读完便辍学了。在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纪，他结交了一帮不良青年，他们穿着奇装异服，嘴里叼着烟卷，走路摇摇晃晃，时刻向世界展示他们的与众不同。栓子和他们混在一起，整天无所事事，不是打架斗殴，就是偷鸡摸狗，村里的人见了他们，都非常厌恶。
大蒲洼乡有十几个村子，几乎每个村子都有这样一伙不安分的男青年。他们为了彰显“威风”，隔三岔五就在各村大场上约架，打架双方手持各种武器，场面十分混乱。那些武器也是五花八门：短刀在阳光下泛着寒光，铁链舞动起来呼呼作响，木棒每次挥动都带着巨大的力量。还有自认为是头领的，端着一把气步枪，那高高在上的姿态，仿佛自己就是世界的主宰。打到激烈时，豆粒大的弹丸真的会射得对方鲜血直流。
这些打架的男青年，个个都像不要命的疯子。在他们看来，挂彩是一种“荣耀”，是证明自己勇敢的标志。小伤就随便处理一下，或找村里的赤脚医生上点药；受伤严重才会到卫生院治疗。在这个社会转型的动荡年代，这些青年以身上的伤疤为荣，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在同伴中赢得尊重和地位。
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物质上的富足，还为人们带来了新的娱乐方式。一些富裕家庭率先购买了电视机，那小小的电视瞬间成了一家人的宝贝。每到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眼睛紧紧盯着屏幕里的精彩节目。原生产队大院的黑白电视，围观的人越来越少。
为了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大蒲洼乡政府每月定期给各村放一场露天电影。每次电影放映前，村里就像过节一样热闹，男女老少纷纷搬着凳子，早早地来占位置。然而，总有一些外村男青年偷偷溜进村子，混在人群中对漂亮姑娘动手动脚。这时，栓子就会像个自封的“英雄”一样，组织一伙四高台的青年来“伸张正义”。而他们所谓的正义，就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有时电影还没开演，村口就已经打得不可开交，喊叫声、打骂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平日里，栓子从不干农活，每天悠闲地坐在村口的大碾盘上，看着过往的行人。他的眼中透露出一种百无聊赖的神情，对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漠不关心，但只要有个风吹草动，他就立刻兴奋起来，迅速召集人手奔赴“战场”。在他心中，打架斗殴是一种展示自己实力和地位的方式，他享受着被人簇拥的感觉，俨然成了村子的“联防队长”。
夏天到了，天气逐渐炎热起来，穿裙子的女人多了起来。她们婀娜多姿的身影，在阳光下格外引人注目。栓子看着这些身影，内心总有一种莫名的躁动，这种躁动如同原始野性的呼唤，越来越强烈，让他无法控制自己。终于有一天，他失去了理智，把一个独自骑车路过的姑娘拖进了芦苇荡……
转天下午，清洋、郭凡等几个小伙伴正在村口无忧无虑地玩耍。郭凡突然指着远处，兴奋地大喊：“你们看！快看！”一辆挎斗摩托拖着一条长长的烟尘从远处疾驰而来，车上坐着三个身穿白色制服、戴着大檐帽的警察。那威严的形象，让郭凡心生羡慕，他一脸憧憬地赞叹道：“长大我也要当警察。”
清泽在一旁笑嘻嘻地问：“你当警察，那谁当坏人呀？”郭凡想了想，灵机一动说：“要不咱玩警察抓小偷吧，我和清洋当警察，你们当小偷。”清洋连忙提议：“一会再玩，咱们先看看警察来干嘛？”几个小伙伴立刻来了兴致，紧跟着扬起的尘土，像群欢快的小鸭子，蹦蹦跳跳地跑进了村子。
摩托径直驶到村委会，警察让值班人员通过广播把书记、村长等干部喊了过来。下午四点多，栓子被两名警察扭着胳膊，押到了生产大队。宝发夫妻俩紧跟在后面，媳妇满脸泪痕，无助地问：“警察同志，是不是弄错了……”李宝发也是一头汗水，双手不停地搓着，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接下来，三个民警把栓子带到了一间屋子，然后插上门。郭永合和张金贵等人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进屋。紧接着，从屋子里传出一声声惨叫，那声音仿佛来自地狱的哀号，让人听了毛骨悚然。院子里的人越聚越多，大家都像伸长脖子的鸭子，好奇地互相打听着，脸上充满了惊讶和疑惑。傍晚，警察把栓子绑在摩托挎斗的备胎上，人就那样悬着，和两年前绑郭新山的手法如出一辙。在村民的目送与宝发媳妇的哭嚎中，摩托驶离了四高台。
村民们小声交谈着散去了，留下李宝发和哭得几乎晕倒的媳妇，在村口呆呆发愣。那群小孩子个个呆若木鸡，像被刚发生的事吓坏了，唯独在小郭凡的心中，萌生了一个坚定的念头：“我将来要当警察，抓坏人！”这颗梦想的种子，居然在这个幼小的心灵中，开始生根、发芽了。
接下来的日子，李宝发和媳妇天天奔走在去大蒲洼的路上，有时还拉着村干部一起去说情，希望能为儿子的事情争取到一丝转机。宝发媳妇的眼睛哭得红肿，逢人就哭诉：“我儿子虽然调皮，但绝对不会干那种事啊，肯定是弄错了，我儿冤枉啊！”她的哭诉让人心生怜悯。但执法机关始终没有听她的一面之词，他们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维护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后来，村子里传来了各种流言：有人说那天栓子把姑娘拖进苇田，还没解开裤子，就被姑娘挠花了脸；还有人说李宝发两口子为了孩子倾家荡产，把所有积蓄都花光了；再后来，就传来栓子因流氓罪被判刑18年，关在大西北的一座监狱农场里接受劳动改造。
宝发媳妇从此以泪洗面，逢人便哭诉自己的不幸，活像一个祥林嫂。她的精神支柱崩塌了，生活只剩下无尽的痛苦和绝望。一年后，她哭瞎了双眼，世界陷入了一片黑暗。李宝发也驼了背，再也没有抬起过头。而村里的孩子却唱出了一段莫名的顺口溜：“李台有个李大栓，游手好闲没人管。打架斗殴数第一，大蒲洼乡美名传！村口打望色心起，拉个姑娘要强奸。村委会里挨顿打，判了西北十八年！”这段顺口溜像一首讽刺的歌谣，在村子里流传着，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1983年8月25日，国家发布了《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开启了第一次“严打”。从当年8月到次年7月，各地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按照“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由于动乱期间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滋生了大量犯罪分子，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治安问题成为公安司法工作的重中之重，严打行动迫在眉睫。
据公安部统计，1983年上半年案件数量猛增，犯罪率居高不下，社会陷入恐慌。而“严打”行动使案发率大幅下降，社会秩序逐渐恢复稳定。尽管如此，全年立案总数仍达61万多起，其中大案6.5万多起。严打之下，社会治安明显好转，人们的生活逐渐恢复平静。然而，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案件，如马燕秦案、迟志强案。尽管任何时代都可能有冤假错案，但社会总体形势仍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历史的车轮从未停止前进。
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从封闭蒙昧逐渐走向开放多维。社会转型期的多维因素催生了多种思潮，这些思想意识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一代代国人。它们在当下社会中流行、碰撞，迸发出一个个火花，成为时代发展的见证。
时光荏苒，清洋和清泽已经五岁了，两个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十分可爱。清芬和清芳每天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去上学，她们的笑声清脆如银铃，回荡在村子的小路上。大人们白天忙于劳作，孩子们就找郭凡和郭成一起玩耍，有时李台宝明家的二丫也会来凑热闹。二丫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明亮如黑宝石，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十分惹人喜爱。春生家和玉才家中间的盐碱滩，成了孩子们的乐园，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时光。
近年来雨水增多，盐碱滩变成了一潭湖水，岸边的村委会经常在夏季被泡在水中。为此，四高台村推翻了原生产大队的房屋，加高地基，盖起了砖瓦房。盖房时，依旧需要村民出工，从各村拉土垫院子时，但此时，村委会需要给劳动者支付工资了。
许多小孩儿在新拉来的泥土中挖芦根，小手在泥土中摸索，脸上满是期待和兴奋。小长贵也经常拉着小清芬的手，在土堆中找芦根和燕苗根。心灵手巧的清芬能用芦根做出芦笛，吹出动听的音符。他俩还经常去田里挖野菜，篮子装满时，长贵会采几朵野花，小心翼翼地插在清芬的头发上，然后鼓起勇气说：“清芬，你真好看，长大给我当媳妇好吗？”清芬一听这话，小脸瞬间变得通红，害羞地低下头，提着小竹篮跑得老远，只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在空旷的田野间回荡。
如今，清芬和长贵已经上小学五年级了。每天放学后，他们一起回家，认真完成作业。晚饭时，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分享一天的趣事，欢声笑语回荡在这个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温馨和幸福。
长贵从小在韩春生家长大，乃英对他关怀备至，视如己出。在长贵心里，韩老婶就是他最亲的母亲，清芳、清洋、清泽也早已成为他血脉相连的弟弟妹妹。平日里，长贵做完作业后，就会像个小大人一样带着弟弟妹妹玩耍。郭凡和郭成也常来凑热闹，老韩家的房子虽小，但因为有了他们，热闹又温馨。
韩春生看着家中略显破旧的土坯房，心里犯起了嘀咕：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这房子迟早不够住，得想办法盖新房。于是，他找到郭永合，提出了自己的困难，以及想在村西要块房基地的想法。郭永合听后却一口拒绝：“春生啊！咱们村像你这种情况不是一个两个，何况村西头那片地早有规划了，你再想想别的办法吧！”即便书记这么说，韩春生也没有放弃，他又找到二哥和张金贵帮忙。三个人拉着郭永合来家里喝酒，几杯酒下肚后，郭永合才勉强同意春生在原房基上翻盖，并让他用盐碱滩里的土垫院子，把房子接出来两三间。
得到郭书记的同意后，春生和乃英像是打了鸡血，每天早起晚归，他们在土房东边垫起了三间地基。终于，在今年春天，三间红砖大瓦房顺利建成。新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像一座希望的灯塔，照亮了老韩家的生活。
清洋和清泽从小就懂事得让人心疼，他们拿着小铁铲，跟在父母和姐姐身后铲土垫院子。寒冬腊月，别的孩子都在家里猫冬，他们却和父母一起在盐碱滩锄土。长贵、郭凡和郭成也常来帮忙。他们一锹一锹地攒土，手被冻得通红，却从没停下。春生赶着马车，把土拉到新房前，垫在院子里。盐碱土不利于农作物生长，春生还要从“牛地”拉来一车车沙土盖在上面。
寒来暑往，小院在一家人不懈的努力下，从三米扩大到六米、十米，最后将近一亩地。看着宽敞的院子，一家人满心欢喜。然而，郭永合再也坐不住了，他拉着张金贵找到春生，严肃地说：“春生，你家院子垫得太大了，很多村民都反映了，赶紧停下吧！”春生只得地停下了手中的活，院子的扩建就此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