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每年清明节后，华北平原的气温迅速升高，而严寒的西伯利亚地区仍保持着低温和高压的态势。在高低气压的作用下，一股强劲的气流从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吹向中国，途经茫茫的西北戈壁沙漠，裹挟着黄土高原上松软的沙土，吹向华北平原。
津海自古就有“每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春天，六七级的西北风一刮就是几天，大风吹得沙尘满天，明明是晴天，却只见一个太阳的轮廓，几十米外的行人和建筑变得模模糊糊。等风停了，大地像被磨过一样，高处的地皮被剥落，低处被盖上一层浮土，墙角等窝风的地方堆积了大量尘土，有时高达半米。大风带来的沙尘滋养了华北平原这片贫瘠的土地，慢慢增加了沿海地区的海拔高度。当这股风吹到大蒲洼，漫天沙尘填平了低洼处，改良了盐碱土质，让寸草不生的地方焕发了新的生机。
俗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蒲洼的农民依傍着龙凤河，靠水为生。每年冬季，人们割完苇田、忙完农活后，就会有人在冰面上打眼、下网捕鱼。春季七九前后，冰层融化，又有人冒着严寒下河赶鱼。夏秋两季，只要有空闲，人们就会下河捕鱼，捕获的多是鲫鱼、鲶鱼、黑鱼、草鱼等。农忙时节，人们没时间捕鱼捉虾，只能趁早晚在河沟里下个地笼或扎个网，鱼儿顺着水流游进去，就再也游不出来了。
大蒲洼当地的农民胆子小，也很迷信。那些从田间水沟里爬出来的螃蟹有三四两重，人们不敢吃；如果在河里捉到一二斤重的甲鱼，他们大多会放生。这些行为并非出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而是认为这些动物“有道行”，吃了会遭报应。
春季过了九九，成群的候鸟从南方迁徙回来，而此时水塘里的芦苇还没滋出新芽。农民们会三五成群地撑着竹排，排子上架好几杆火枪，慢慢靠近鸟群。待进入射程后，有人突然大喊一声，随后排枪齐发，射向惊起的鸟群。那声响惊天动地，硝烟散去后，人们便撑着竹排从水面捡拾被击落的鸟类。
这里的鸟种类繁多：大型鸟类如大雁、苍鹭、灰鹤、大天鹅、野鸬鹚等；稍小一点的有白鹭、夜鹭、蒲鸡、麻鸭、大红腿之类；最小的则是鹌鹑、水葫芦、小鱼鸭、水骆驼、刮刮鸡之流，还有很多叫不上名字的鸟。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大雁、天鹅和大红腿，它们也是人们最喜爱的，一只大雁或天鹅能炖出一锅肉，烩上菜足够一家人美美地吃上几顿。如果打到了小鱼鸭之类的，人们干脆把它们剥皮剁碎，调成馅儿汆丸子。
在这个缺吃少穿的年代，人们没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只求能填饱肚子。周边几个乡镇每年都会饿死不少人，但在年年分洪的大蒲洼，却很少有饿死的。一方面，分洪年头夏秋两季会有调拨的救济粮，按人口分配后不会让农民挨饿；另一方面，得益于广阔水域中丰富的食物资源。
夏天，青纱帐慢慢长起来了，但风仍在继续刮。初夏的风少了沙尘，变得柔和且温暖，农民们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每天早晨，各生产队的队长会集合社员、点名后出工，开始一天的劳作。
生产队时期的粮食分配一般由社员们讨论决定，多数是“三分按劳动、七分按需要”来分粮，也有“二分按劳、八分按需”的。农民参加劳动挣的是工分，男劳力每天挣十分、核一元钱，女劳力每天挣八分，由会计记工，年终将各户分的粮与挣的工分核算结账。男劳力多的家庭会分到二三百元，而缺少劳动力、孩子又多的家庭往往欠生产队几十甚至上百元。在这个年代，家家户户盼着生男孩，一是传宗接代，二是男孩长大后能多挣工分，让家庭更富裕。因此，重男轻女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尤为严重。
农村生产合作社是一种集体大锅饭制度，参加劳动的农民大多不卖力气，往往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大蒲洼的农民盼着下雨、盼着分洪，因为一下雨就可以歇工，一分洪，当年就可以“不劳而获”了。
津海市地处华北平原腹地，每年从夏至开始就进入了雨季。水伏前后通常会有一场暴风骤雨，之后的三个伏天会有不少连雨天。下雨时，大风裹挟着瓢泼大雨冲击大地，房屋和树木在烟雨中显得格外渺小。大雨过后，常常酷热难耐，玉米等庄稼泡在水里通常会被“煮死”，正如当地俗话说的：“阴天日头晒破罐，恶婆拳头打死汉。”因此，大蒲洼的农民更愿意种一些不怕水的作物，如高粱、黑豆等。
大蒲洼的土地大多是黑胶粘性土，不管大雨还是小雨，只要地上有积水，就会满地泥泞，脚踩上去，没走几步，鞋底就会糊上一个大泥坨，让人寸步难行。因此，一旦赶上连雨天，生产队干脆不组织劳动，人们也很少外出，大多窝在家里，一日三餐往往改成两餐了。
四高台却有个例外。韩台西边有一片沙土地，这种沙质土壤透水性好，吸水不粘，韩台人就从这块地拉来沙土，垫街道、垫院子。每每大雨过后，韩台人可以正常在街上行走，令其他三个台羡慕不已。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八前后，华北平原通常会下一场暴风骤雨。这场雨来得突然、去得麻利，而且常在夜间下，一宿不停。民间传说这是“秃尾巴老李”回家祭拜老娘。每到此时，春生家的两个小丫头便不敢在东屋炕上睡觉了，清芬和清芳抱着小枕头跑到西屋，挤在父母和弟弟身边。当父母一边哄着两个弟弟，一边谈论这场滂沱大雨时，小姐俩会好奇地问：“什么叫‘关门雨’？‘秃尾巴老李回家’又是什么意思？”
此时，韩春生会把从已故母亲那听来的传说再讲给孩子们：相传古代山东有个李家庄，村中有个姑娘叫秀英。龙年夏天，秀英喝了龙河里的水，不久竟怀孕了。十月怀胎后，她生下一个又黑又胖的男孩，给他起名叫“李黑”。李黑从小特别懂事，孝顺母亲，而且体格健壮，八岁就能干成人干的活。
李黑十二岁那年夏天，农田大旱，河流干枯，很多人渴死饿死。农历六月二十八这天，李黑对母亲说：“天空有一条火龙在作怪，乡亲们都是被它害死的。我要上天杀死这妖龙。一会儿咱家院里会发生变故，您一定要躲在屋里，什么也别看！”
说罢，李黑来到屋外，小院里顿时刮起旋风，雷电交加。秀英好奇地向外张望了一眼，只见一条小黑龙盘旋而起，冲出院门。秀英吓坏了，急忙去关门，却意外夹断了小黑龙的尾巴。秃尾巴的小黑龙忍着剧痛，奔上天与火龙搏斗，最终杀死了妖龙，兴云布雨，降下甘霖滋润大地。百姓得救了，而他的母亲却受惊过度去世了。
李黑料理完母亲的后事，便开始游历天下，惩奸除恶。一天，他来到山西，听说江中有条白龙每年要吃掉一对童男童女。于是，李黑再次化身小黑龙与白龙缠斗，最终降服了白龙，将其关押在一个深潭，并每日镇守。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黑龙长大后，因他恪尽职守，让当地风调雨顺，造福百姓，山西人都叫他“老李”，又因他的尾巴断了，便亲切地称他“秃尾巴老李”。每年六月二十八这天是母亲秀英的祭日，“秃尾巴老李”都会从山西回到山东祭拜慈母，而华北平原那场暴风骤雨就是他“应点”而来的。
在大蒲洼，夏天的雨一旦下大了，高粱以外的大部分作物都保不住，尤其是瓜田。大雨过后，熟的、半生的瓜漂在水面上，被太阳晒一天就坏了。因此，当地农民在伏天有“挑瓜”的传统，“挑瓜”就是社员们用扁担和竹筐把田里的瓜果抢收回来。
1979年的中伏，一场大雨连续下了四天四夜，地里的西瓜、菜瓜、甜瓜、面瓜都漂在水面上。雨小了一些后，队长韩春发焦急地从生产大队广播室发号施令，让韩台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地里“挑瓜”。
此时，韩春生正在炕上哄两个儿子玩，听到二哥的指令后，他从厢房拿出扁担和两个竹筐，用绳子系好，戴上草帽，顶着小雨就往村北的瓜地走去。雨渐渐停了，出来挑瓜的社员也多了起来，一些小孩趁着大人去瓜地，也偷偷跑出来玩。在家憋了几天，谁不想出来透透气呢！
韩春生挑着两筐西瓜往回走时，天空露出太阳的轮廓，空气又闷热起来，似乎预示着更大的降雨。当他路过龙凤河时，看到三个孩子在渠边光着屁股玩水，为首的正是远房大哥韩春喜家的洪发。
“北大渠中间太深了，别淹着孩子！”韩春生心里一紧，便走了过去，吓唬着三个孩子赶快回家。三个小子光着屁股，朝他做了个鬼脸，拿着裤衩子就跑了。
把瓜挑到生产队的大棚后，春生又和几个乡亲去挑第二趟，同行的有大侄子德福和两个远房侄子运才和运华。四人刚出村子，就看到两个孩子慌慌张张地往回跑，正是刚才和洪发一起玩水的那两个。
“站住！”韩春生大喝一声，两个孩子被吓傻了，身旁的三个侄子也是一愣。
“你俩怎么回来了？大发呢？”春生大声质问道。
两个孩子吓傻了，支支吾吾地说：“大发——他扎了个猛子，就看不着了。”
“坏了！大发八成淹着了！”春生忙对德福说，“你！快把你春喜大伯叫回来，快点！把扁担给我，跑着去！”
德福意识到大发可能出事了，蹚着水往田里奔去，身后留下一串水花。
三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龙凤河旁，发现大发的裤衩放在一个土堆上，下面还垫着一把芦草，任凭几人怎么呼喊，都不见孩子的踪影。
“老伯，要不咱们下水摸摸，说不定这孩子扎到泥里了。”运才对春生说。
韩春生点了点头：“也只能这样了。”说罢，两人开始脱衣服。
运华看着打着漩涡的龙凤河，犹豫地说：“这北大渠太深了，我水性不行，你们俩下去吧！我去大发家叫人过来。”
“行，那你快点，多叫些人手过来！”春生说完，就和运才跳进了河里。
河边的水还算暖和，但越往中间，水温就越冷。两人从岸边开始地毯式摸排，试图找到孩子的踪迹。十几分钟后，从北边田里跑来九个壮劳力，为首的正是韩春喜。看到儿子的裤衩还在岸上，他瞬间吓瘫了，众人没让他下水，其他人脱掉衣服，纷纷跳进龙凤河，加入了搜寻的行列。
又过了一会儿，从南面赶来了好多乡亲，韩台的男人几乎都来了，连几个水性好的妇女也脱了外衣，跳下河一起寻找孩子。大发的母亲毛大嫂子瘫坐在岸边，抱着孩子的衣服，哭得撕心裂肺。
“嚎什么嚎！别在这儿嚎丧！”韩春喜呵斥着。
在两个一起玩水的孩子指引下，众人把渠边和较浅的地方摸了个遍，仍然没有大发的踪影。韩春生和几个水性好的汉子开始往渠中间扎猛子，但龙凤河在上游来水的影响下变得更深了，水面打着小漩涡，水下拔凉拔凉的。几个汉子刚潜水摸了一会儿，就有两人的鼻子呛出了血，只能无奈地爬上了岸。韩春发焦急地站在岸边，嘴里不停地嘀咕着：“这样也不是办法，得找个水性好的来帮帮忙！”
“要不咱去李台找三爷吧？那老爷子水性好得很。”有乡亲提议。
韩春发想了想，喊道：“你们几个先找着！你们俩，跟我去李台！”说完，他带着两人往李台跑去。
不到十分钟，李台方向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为首的正是李三爷。李三爷名叫李宝国，虽然在李台被尊称为三爷，但他和韩春发是平辈。三爷个子不高，又黑又胖，满脸麻子，那是小时候出天花留下的疤痕。年轻时，他在码头当搬运工，据说能扛起六百多斤的麻包，虽然真假难辨，但从他那粗壮的身板能看出，这人力气大得很。
众人赶紧让出一条道，三爷蹚着水来到河边，问清孩子是从哪儿扎下去的，便开始脱衣服。他把坎肩交给春发，卷起裤腿，深吸了几口气，用手搓了搓身体。尽管已经六十多岁，但从那黝黑的皮肤下仍能看到结实的肌肉。随着“咚”的一声，三爷一个猛子扎进了河里。
岸上的人们屏住呼吸，翘首以盼。韩春喜夫妇木然地站在一旁，他们盼着孩子能从旁边的田里跑出来，说是跑去捉蚂蚱或者干别的了，总之，两口子都不希望三爷从河里把孩子捞出来。
十分钟过去了，三爷依然没有浮出水面换气，众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担心他会出事。
“你们别担心，他没事！”有个老人说，“年轻的时候，我见过他在水里待半个多小时呢！”
“您老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人能在水里憋那么长的气吗？”有人质疑道。
又过了十几分钟，岸上的人群开始骚动起来，韩春发心里也直打鼓。
终于，龙凤河中间的水面被搅动了一下，慢慢变得浑浊起来，随后冒出一串串气泡。三爷终于浮出了水面，岸上的人们松了一口气。只见三爷用左手抹去脸上的泥浆，嘴里喘着粗气，单手划水向岸边游来，他的右手拽着一个浑身是泥的孩子。
众人看得目瞪口呆，春发和几个乡亲赶紧把他拉上岸。三爷浑身是泥，捞出的孩子毫无生气。
“没救了，扎到泥里太深，整个人都被埋住了……”三爷把孩子轻轻放在浅水里，独自走到渠边，用手舀水冲洗身上的污泥。
“我的大发呀！我的儿啊！”毛大嫂子抱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许多乡亲也跟着抹起了眼泪。
生命就是这样无常，刚刚还活蹦乱跳的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转眼间就成了一具小小的尸体。这种事落到谁家头上，谁能接受呢？可不接受又能怎样呢？
韩春发让几个妇女劝慰毛大嫂子，又安排春生带几个人帮春喜料理孩子的后事，其他人则继续到田里挑瓜。
那天午后，瓢泼大雨又下了起来，一连下了两天两夜。当天夜里，韩春喜顶着大雨请来李台的木匠，连夜赶工，在第二天下午打好了一口小棺材，外表油上了黑漆。当晚，孩子的尸体被小心翼翼地放了进去。
第三天清晨，雨终于停了，天空雾气蒙蒙，几乎能滴出水来。四高台又淹在一片汪洋之中，水面上弥漫着雾气，一切显得那么虚幻、又那么真实。上午八点多，天终于放晴了，一轮明晃晃的太阳挂在空中，地上的积水被慢慢烤热，庄稼又被淹死了。
乡亲们一大早聚集在春喜家的小院里，简单吃了一顿“大锅铲”后稍作休息。九点多，韩春生和五个男劳力用肩膀扛起三条木杠，木杠下悬着那口小棺材，默默地走出村子。他们蹚过炙热的积水，遇到陷脚的地方就喊着号子前行，一直往韩台西边的那块高地走去。
这块高地不知道埋葬了多少辈韩台人，今天又要多了一个幼小的躯体。送葬的人不多，也没有穿孝的，大家都打着赤脚，把裤管卷得老高。毛大嫂子在两个妯娌的搀扶下，一路蹚着积水，哭着喊着来到了这块“风水宝地”。
下葬的仪式非常简单。因为这是一片沙土高地，又是早晨新挖的坑，所以里面没有积水。小棺材很快被埋了进去，上面起一个小小的坟头。毛大嫂子在泥泞的坟地里哭得死去活来，最后被架着回了家。
小洪发就这样被乡亲们送走了。说来也诡异，从那年开始，龙凤河就很少再发大水了。